有一次在母亲那儿无意识吃了别人送给哥哥的鹅，赶紧出去吐出来的。
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礼经》所成的三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所成的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子学，一也。
史部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两汉经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权。我常常这样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极其幸福的，因为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思想宝库能提供各种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先秦子学：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时代。心斋坐忘、虚观静观、返朴归真。
因此亦才有了佛教所主张的穿透生死、生死事大之说。但我们现在暂时搁下这些争论，在这里至少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和心灵层面，或说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绝不仅限哪一家，毋宁说是儒道佛三家共同担起了这份责任。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广泛反对。
与《孔子改制考》同时写成的《春秋董氏学》，自始至终都强调传在口说与传在文字的对立和区别，即不知口传，则会像王安石那样认为《春秋经》不过是断烂朝报而已。只是在四月光绪召见康时，始确信光绪值得辅佐，于是放弃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策，希望通过君权，实行改革，逐渐掌握国家实权。28 同情改良者尚且如此，保守派更是猛攻康有为立孔教别有异心。（《全集》第2集，第268页）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所上《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开篇即论同治以来教案，以应对教案作为开教会、定教律的变法之道的首要理由。
……盖信教自由者，宽大以听人民之好尚，特立国教者，独尊以明民俗之相宜。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
32康有为对信教自由与确立国教的原则的历史叙述，是以忽略否定政教斗争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历史）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其中既包括信教自由与确立国教在世界各国的状况，也包括认为中国二千年来即有信教自由的历史叙述。（《全集》第1集，第325页）他将传教的关键视为诱之，意味着其目标是要在孔子之学中找到最能引诱世人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些历史叙述强调了天主教与新教、东正教之间的斗争，却忽略了英、法、德等国家政权是如何介入宗教纷争的，似乎宗教斗争主要是宗教内部的事情。不过，立孔教为国教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制度设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必然会有深刻政治影响。
35房德邻认为，康有为在民国初年发表《大同书》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面临走向大同世界的新的历史环境，而是因为孔教运动的兴起。11这两位朝中改良派主力的意见已可显出康有为以大同立教在当时士林并不得人心。《中庸》所谓道并行而不悖，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若传之于外，导引世人，大率以三年丧、亲迎、立命三者。
康有为的论述重点在于确立国教，无论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无论是否允许信教自由，所有这些国家都会确立自己的国教。既而意、法、奥诸国皆以普国之新章为至善，遂各去其旧法，一应夫妇惟官得而主之，全不以神甫所定者为主。
总之，夫妇之礼应在公堂定夺，不以礼拜堂为重。他在1912年5月—6月间写的《中华救国论》中，详细讨论了欧洲各国确立国教与宣扬宗教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
康有为认为，刘歆以后的儒学不明白这一点，是中国未能在西方之前向升平、太平之世拓进的主要原因，孔子神圣不著，而中国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运，皆刘歆为之。此课程表多将《春秋公羊传》与《公理学》作为并列的主要课程，指《公理学》其书按次印入学校报中。萧公权曾提出一个问题：康有为提倡儒教对他的变法活动是否有影响？他认为，孔教运动对变法的影响，大致与宣称孔子改制所得的后果相同，一提出宗教主张，士大夫们立即群起反对。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46页。国家政权（无论是清朝皇权还是民国共和政权）面对立国教的呼吁，首先会考虑立国教的吁求所可能包含的政治企图，会关注国教创制的政治影响，毕竟国教创制意味着系统性政治组织和政治中心的形成。公言严又陵亦以此相规，然尔时公于此见固依违未定也。
《大同书》就是作为孔教的圣经出现的，就其内容来说，它属于启示录和福音书。30康有为通过立孔教来抗衡西方宗教的文明压力的立论，并不能取消孔教会是否会成为皇权之外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
此古今所同轨，万国之道义也。在他看来，清政府及其帝制作为中国民众和广袤疆土的整合中心，不能轻言革命和颠覆，否则中国很难避免为列强瓜分豆剖的命运。
为此，他需要建构内部与外部分隔的错觉，以及大同追求仅限于思想领域而与政治行动无涉的错觉。以后更能有数篇，则别异益章章也。
宽大以听民之自由，特尊以明国所崇敬，并行而不悖焉。今欧美之制，不能外之。……吾国宪法，宜用丹、班之制，以一条为信教自由，以一条立孔教为国教，庶几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他在戊戌年四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上命臣：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
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这一论述结构包含有儒学的要素（例如人有不忍之心），但已经不是儒学所能完全涵盖，尤其是论述问题的领域划分，包含的已经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发展出来的一套知识框架。
到甲午战败之后所著的《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大同开始显著成为康有为重新阐释孔子、托孔子立教的重心，开启了康有为重释孔子的进程。对孔子太平大同义的阐释，始终是康有为立孔教的关键根据之一，即使他认为太平大同世不可躐等而进，这并不等于他因此忌讳论及大同。
康有为的三世说阐释，因此保留而非化解了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一、托孔立教：重释四书、阐释大同与托以动众 以1899年开始介入与梁启超、欧榘甲等倾向革命的弟子之间的争辩为界，康有为前后各有一次大规模的释经。
27孙家鼐附议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摺》的《孙协揆议陈中丞折说帖》，更深入地讨论了立孔教（教主）与国政（皇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其书中所称嬴政、杨广民贼，臣诚不知其何指。（《全集》第5集，第400页） 康有为及其弟子们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全集》第6集，第314页），在湖南笔墨不谨，因而在湖南士子中激起的反弹最为强烈。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变制考知之。26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对于康有为的政治行动而言，存在着如何处理其教义与其政治行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这两本春秋学著作是一致的。
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41—744页。……故信教自由，与特尊国教，两不相妨，而各自有益，正与南美、班、奥、丹、瑞、英、德、俄、波、暹、希、布、罗、塞同矣。
康有为曾读李提摩太及其助手蔡尔康所译麦肯罗著《泰西新史揽要》。（《全集》第9集，第349页） 康有为以大同为重点释经，从另一角度说，也是按照他所理解的孔子托古改制的模式，托孔改制，托孔立教。
